吴蔚：全国人大涉港国安立法 美国为何气急败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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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无论是全国人大的立法审议工作还是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相关事务都是中国的内政，岂容他国干涉。我们的宪法第31条明确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更何况香港《基本法》也明确定义国家安全领域本就属于中央事权，其范围就包含了公共卫生安全、经济安全、政治、国防安全。全国人大的涉港国安立法，从法理上讲可以说是无懈可击的分内之事。
其次，香港回归祖国23年来，《基本法》第23条立法始终难以开展，香港的国安领域存在不少漏洞与短板，全国人大通过定立“上位法”为香港的国安漏洞进行“打补丁”，这恰恰是对香港的繁荣稳定最大的负责，是对香港市民负责，也对全国人民负责，是国家应有的担当。一个被黑暴势力挟持的香港与一个遵循“一国两制”和平稳定的香港究竟哪个更好，对任何理性投资者来说，答案都是显而易见的。
更何况，放眼这些欧美国家，他们都有完备严谨甚至是苛刻的国安法律。就以美国为例，白宫、国会、国防部、中央情报局、国土安全局、联邦调查局甚至就连教育部门都有各自涉及国家安全的法律与条例，可以说个个都是“武装到了牙齿”。难道进行这些国安立法，就动摇了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此，他们质疑涉港国安立法将动摇“一国两制”，显然是赤裸裸的“双标”，根本站不住脚。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假设美国出了一个黄之锋，经常跑到国外宣扬什么加州独立、德州独立、纽约独立，拿着境外势力的钱搞分裂主义，你看美国政府治不治他？怕是FBI早就去踹门、国土安全部上门抄家、CIA跟踪监视了。
所以，任何一个政府对国家安全问题都不会含糊，我们中国当然也不能例外。
先说英国，殖民统治时期时任香港辅政司司长Denys Roberts在1974年送往英国外交部的机密信件中，详细讨论了香港官僚体系对英国国家安全产生的威胁。他认为，伴随着港英政府本土化的趋势，华人将不可避免地逐渐登上政府高位，不日将接触到核心机密。在他的建议下，港英殖民政府的核心职务比如政治部处长、律政司司长直到回归前始终都由英国人把持。而这个政治部处长，就是掌管港英情报系统的最高负责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英围绕香港回归问题展开了马拉松谈判。英国政府明确授意港督在香港采取一系列动作，包括在英资机构里增派“留守人员”，在香港公务员体系里广泛培植“香蕉人”，这一切动作旨在给香港回归中国后增加治理难度，撒钉子、埋地雷。时至今日，大家仍然能够在香港的非法集会上看见有人高举港英旗帜，这可不是什么偶然。哪怕香港回归中国了，英国人仍然希望能够在这个亚洲金融中心榨取利益，以“旧主人”的身份对香港指手画脚，经常把《中英联合声明》挂在嘴边也就不难理解了。但中国外交部已经明确驳斥，英国在香港没有治权，翻旧账也没用。
再来说说美国。冷战时期，华盛顿当局一直将香港视为东西两大阵营对垒的前线，在香港的情报体系建设丝毫不亚于英国人。香港回归后，美国甚至进一步扩编了在香港的情报机构，区区一个驻港领事馆就有超过一千人，这还不是派驻首都的大使馆，放眼全球都是非常罕见的。这还没将那些在非政府组织、外资企业中“返聘”的退休情报人员计算在内。CIA前雇员斯诺登在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就透露：美国中央情报局在香港设有行动基地，地点就在美国驻港领事馆内。
江湖上有一句玩笑话：在哪里最容易碰到CIA特工？答案是冷战时期的柏林、海湾战争后的巴格达、回归后的香港以及CIA总部兰利。
因此，我们会在非法“占中”、“修例风波”期间在香港街头看见“洋军师”的身影，会在香港的酒店里看见所谓“美国外交人员”与乱港头目弹冠相庆，会看到美国退休高官登上黎智英的豪华游艇。这样的香港，能不乱吗？给香港市民派钱发糖，期望解决民生问题就能彻底稳住香港局势，显然是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
因此，全国人大在涉港国家安全问题上主动作为，可以说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一些国家的反对声音越高涨，他们越是气急败坏，我们越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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